金编钟“逃生”记
2019-08-19 11:23:54    《我们爱科学》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季的一天,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里一派喜庆气氛。这天是乾隆爷80大寿庆典。庆典正式开始,一套金光灿灿的编钟让众人眼前一亮。它们分两排悬挂在木架上,与琴、瑟、鼓、钹一起演奏着优雅的乐曲。有知情的大臣在下面小声嘀咕着这套金编钟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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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画像
  
金编钟亮相寿典
  
  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富足,也为了庆祝自己的80大寿,乾隆下令打造一套纯金编钟。这事由工部、户部和内务府造办处承办。据说从图样到制模,从试样到真正开炉铸造,哪一步都是乾隆皇帝点了头才通过的。
  
  你要是见过古代的青铜编钟就会知道,它们是靠个头大小来定音调高低的。而这套金编钟一共16个,个头都一样,近30厘米高,口径也相同。那么,它们的音调是如何区分的呢?秘密在于钟壁的薄厚不同。制造这套金编钟一共用了11400多两(约合300多千克,当时一斤为16两)黄金。“别说用金量,就说铸造工艺也得是这个,”一个大臣竖起大拇指低声赞道,“您瞧瞧那精细程度,那钟顶上的双龙纽,那钟身上的花纹,啧啧!”
  
  大典之后,金编钟被放置在太庙里,每逢重大庆典才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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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典卖出宫
  
  岁月如梭,一晃130多年过去了。1922年12月1日,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大婚。此时清王朝已经灭亡了将近11年,但是宫内小朝廷的架子没倒。溥仪这场婚礼折腾了3天,银子花得像流水一样。
  
  虽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答应每年给退位的溥仪和他的小朝廷400万银元花销,但对于过惯了奢华生活的宫中人来说,这点儿钱根本不够用。于是,小朝廷开始四处借钱。
  
  可借钱总得还,没有实权的小朝廷靠什么来还钱呢?只有抵押宫中古物。就说这次溥仪大婚吧,小朝廷一次就向盐业银行北京分行抵押借款80万银元。拿什么抵押呢?就是各种玉器、瓷器、古籍,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塔,还有那套金编钟。抵押合同上写明:借期一年,如到期不能偿还,银行就把这些抵押品变卖,卖得的钱用来还清借款和利息。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一辆装载着金编钟和众多国宝的汽车开出了紫禁城神武门,直奔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地下金库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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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和皇后婉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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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神武门
  
变身银行私产
  
  当时,民国政府明文规定,对于故宫中的古物,清室只有使用的权利,不许变卖和抵押。因此清室和盐业银行干的这件事,属于违法行为。
  
  溥仪大婚后没多久就和他的小朝廷一同被赶出了紫禁城,根本没有能力偿还银行的借款。结果,金编钟和众多国宝就成了盐业银行的私产。
  
秘密转移去天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北平城也笼罩在战火的阴霾之中。此时,盐业银行的经理们开始为东交民巷地下金库中的那些文物担心起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是北方的金融中心。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规模比北京分行大很多,而且地处法租界,比较安全。于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决定,把金编钟和其余国宝一起秘密运往天津。
  
  运送文物的事极为机密,只有银行高层的几个经理知道。趁着夜色,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陈亦侯开着自己的汽车,把装好箱的文物一趟一趟运往天津,不知跑了多少趟。
  
  金编钟和其余文物到达天津后,被直接送进盐业银行的地下金库。这下,经理们总算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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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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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
  
谁提毁钟跟谁急
  
  谁知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30日,日本人占领了天津市区。
  
  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儿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他们决定来试探一番。
  
  一个日本副领事提着礼物来到陈亦侯家,转弯抹角问起金编钟的事。陈亦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要想做生意就把这些东西送到银行去,自己从来不收礼。
  
  副领事灰溜溜地走了,但陈亦侯知道这事没完,金编钟很危险。他左思右想,实在没办法,只得拍电报向远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求援。
  
  辗转多时,陈亦侯接到回复已经是一个多月后了。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字:“毁。”吴鼎昌的意思是毁掉金编钟,把它熔化了再铸成金条。陈亦侯气得大骂,真是混账!金编钟是乐器,是能敲出曲子的国宝。你把它化成金水,做成金条,还有什么意义?
  
  当时的盐业银行规定:处理账外物资(如果某笔钱款没有登记在银行账上,就属于账外物资),所得60%归经理所有。1万多两的金编钟,如果化成金条,拿到60%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陈亦侯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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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 大楼,现为中国工商银 行天津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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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占领天津的日本军队
  
煤堆下面另安身
  
  求援不行,陈亦侯决定自己想办法。盐业银行大楼目标太大,金编钟留在此处,早晚会被日本人发现,必须把它秘密转移出去。但转移到哪里好呢?谁又能甘冒生命危险做此事呢?陈亦侯想到一个人—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经理胡仲文。
  
  陈亦侯找到胡仲文,把金编钟的秘密和盘托出。他说想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大楼的地下金库转移到四行储蓄会去。因为和盐业银行比起来,四行储蓄会很不起眼。胡仲文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一天晚上,陈亦侯和他的司机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车上,开了出去。虽然离目的地只300米远,可为了掩人耳目,汽车足足绕了20多千米,才停在四行储蓄会门口。胡仲文和一名工友早就等在那里,4个人轻手轻脚地把装着国宝的大木箱搬到四行储蓄会的一个隐蔽的小库房里藏好。
  
  之后,胡仲文又买来一批煤,堆进库房,严严实实地盖住了那些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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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仲文与夫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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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架子上的 整套金编钟
  
舍命护国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向同盟国宣战,驻天津日军开进了法租界。
  
  日本人把陈亦侯带到了宪兵队。与此同时,大批日本兵闯入盐业银行地下金库,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没找到,只得把陈亦侯放了。就这样,金编钟被埋在四行储蓄会库房的煤堆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日本人前脚刚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到了。他们借着清查逆产的机会,大肆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财政总长孔祥熙打起了金编钟的主意。
  
  孔祥熙的秘书曾经和陈亦侯是同学。一天,这位老同学登门拜访陈亦侯,当提到金编钟的时候,陈亦侯火了,拍着桌子说:“当时我问吴鼎昌怎么办,他叫我毁掉,现在你们凭什么来问我要?”
  
  一句话就挡住了孔祥熙索要金编钟的企图。哪知军统头子戴笠也盯上了金编钟。
  
  一天,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拿着一封信找到陈亦侯。陈亦侯打开一看,竟然是军统头子戴笠命令李汉元追查金编钟的下落,并处置陈亦侯的密令。
  
  陈亦侯反问:“你说怎么办?”李汉元划了根火柴把密令烧了。原来,陈亦侯曾经对李汉元有救命之恩。如今陈亦侯有难,李汉元自然出手相助。幸亏不久后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金编钟的事从此再没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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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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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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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编钟
  
  1949年天津解放,胡仲文来到天津军管会,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国宝全部交给了国家。1953年9月,在外漂泊了近30年的金编钟终于回到了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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